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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红海风向观点

2025年6月23日，特拉维夫卡梅尔市场的人群在熙攘中穿行 ，这里的部分区域因伊朗持续的导弹袭击而被迫关闭 。自2023年10月以来，以色列遭受了多重维度的经济冲击
。由于与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战事延宕
，数万居民被迫从南部和北部边境地区撤离；数十万预备役人员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致使关键行业人手短缺 ，生产力遭遇严重萎缩。随着国家财政重心全面转向战争
，公共服务、教育和医疗体系急剧恶化，近50000家企业宣告破产 。

资本外逃——尤其是在曾引以为傲的高科技领域——加上对外债日益严重的依赖 ，使以色列经济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预计到2025年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攀升至70%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国际地位持续削弱：昔日稳定的贸易伙伴纷纷疏远 ，制裁与抵制行动不断扩大
，主要投资者开始另寻他处。

以色列非政府组织“拉泰特 ”于12月8日发布的年度贫困报告，无情地揭示了社会危机的深度 。战争爆发后 ，家庭开支急剧攀升
，近27%的家庭和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正面临“粮食不安全
”的困境，约四分之一的援助接收者是过去两年内陷入困境的“新贫困群体”
。

然而诡异的是 ，与此同时，以色列经济似乎又展现出某种“韧性 ”。自战争爆发以来
，谢克尔对美元的汇率升值近20%，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股指甚至创下历史新高 。这部分得益于庞大的战时支出和央行的强力干预
。

要理解这些看似矛盾的信号——资本市场的狂欢与社会经济的动荡并存——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经济指标。以色列经济研究者 、同时也是“抵制
、撤资和制裁”运动的活动家希尔·赫弗指出 ，以色列当前正处于一种他称之为“僵尸经济
”的怪诞状态 。这种经济体依靠巨额军事开支、不断累积的外债以及政治上的否认主义来维持行尸走肉般的运转
。

二十余年来
，赫弗博士持续研究以色列经济 、军国主义与占领政策之间的深层关联。他在接受专访时深入阐释了为何仅凭GDP或通胀率已无法衡量以色列的经济危机，以及支撑其增长的三大支柱——外资、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正如何逐渐瓦解 。他还剖析了所谓“可持续战时经济”的幻象
、长期大规模动员的社会经济代价 ，以及以色列在全球市场日益孤立的现象如何预示着一场长期衰退的开端
。

首先
，若假设持续两年的加沙战争已告终结，您是否预期以色列经济将复苏？若复苏 ，其路径何在？

我认为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要从何种状态中复苏？

以色列的经济困境具有多重且深刻的维度。首先是物理层面的破坏
，数万户家庭因加沙和黎巴嫩边境地区的战火被迫迁离，加之导弹与火箭弹的直接轰炸 ，生产力遭受了直接且惨重的损害 。

其次是人力资本的损耗。近30万预备役军人被长期征召入伍
，导致劳动力参与率显著下降
。在此期间，这些劳动者投入的无数培训日被战争抹去 ，而本应培养新人的教育培训体系却远未达到满负荷运转状态，造成了人才断层。

第三
，人才流失的危机 。以色列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正认真考虑移民，数万家庭已然移居海外 ，带走了宝贵的技术与资本
。

第四
，金融层面的危机。许多以色列人因预期通胀恶化而将储蓄转移至海外，这与以色列货币贬值、国家信用评级下调及风险溢价上升形成了三重打击 。

随着资源被大规模转移用于战争——政府自身数据显示其已通过信贷购买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武器——公共服务和高等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如此接近陷入“债务陷阱 ” ，即国家被迫借贷仅仅是为了支付旧债的利息。

最后
，至关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已产生极具破坏性的负面效应 。该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抵制 、撤资和制裁浪潮
。以色列企业震惊地发现 ，曾经的海外商业伙伴纷纷回避与他们合作。

多位以色列商界人士坦言自身日益孤立的处境
，连长期合作伙伴都表示不愿再与他们往来 。他们描述道，即便在那些“对以色列非常友好
”的国家 ，对方也提出要求：“请删除本次会晤的所有记录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们与你们见过面
。”他们很可能指的是德国，因为在采访前不久 ，柏林刚刚举办了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

近几个月您将加沙战争期间的以色列经济称为“僵尸经济 ”，能否解释这个概念？

我称其为“僵尸经济
”
，是因为这种经济体虽然仍在机械地运转，却对自身濒临崩溃的危机状态及即将到来的终结毫无觉察 。

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持续向前的未来愿景之上。没有投资就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市场 ，而投资的本质在于当下投入资金以博取未来的收益
。但在以色列
，政府通过的预算案与实际支出完全脱节，导致债务失控 ，而明年的预算草案同样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与此同时
，众多高素质人才正因不愿在这片土地上抚养子女而选择离国 。这恰恰与“未来愿景”背道而驰——政府只顾眼前的战争，而非长远的规划
。

因此 ，尽管经济表面看似运转正常
，实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人口被动员为预备役——他们被武装
、装备、供养并运输以维持战争机器。战争已异化为政府的主要经济活动；即便在所谓停火协议实施两个月后的今天，预备役人员仍未大规模回归平民生活 。

加沙地带的破坏工程实际上是以色列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项目 ”
。其消耗的水泥 、建材
、车辆及燃料总量 ，已超越1950年代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国家输水工程
”的建设规模
，更远超2000年代初“约旦河西岸隔离墙”的消耗量。因此，这确实是一个看似忙碌运转的经济体 ，却毫无未来的发展轨迹 。它完全建立在虚妄之上
。

可以预见，所有参战预备役人员以及南北部流离失所的民众终将重返劳动力市场。这能否助以色列摆脱经济危机？

首先
，残酷的现实是，许多预备役人员根本找不到工作可回——战争期间已有超过46000家企业破产倒闭 。

心理层面的隐患同样不容忽视
。我虽无资格断言这些士兵重返平民生活会引发何种后果 ，但冲击必将极为剧烈。当遭遇挫折时
，他们是否会重蹈在加沙数百日冲突中的覆辙，习惯性地诉诸暴力？他们是否需要大量的心理治疗来应对创伤与深层的道德愧疚？我们已目睹大量士兵自杀身亡的悲剧 。

须知这些士兵在执行加沙种族灭绝行动期间 ，完全脱离了专业领域的发展进程
，这将加剧技术与教育的双重危机。 大学入学率未能跟上人口增长步伐，意味着从长期来看 ，以色列将面临教育水平整体下降的趋势
。

另有约25万以色列民众因加沙或黎巴嫩边境冲突流离失所
，已在酒店栖身逾年。他们始终怀着随时可能被要求返乡的心理生活 。这种状态下寻找新工作极为困难，因为他们的补偿金取决于是否愿意重返原居住地
。换言之 ，他们必须在“遵守政府条件 ”与“放弃补偿金离开本国
”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
，部分人已选择了后者。

然而我们看到以色列股市屡创新高，新谢克尔汇率保持稳定 。您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需注意股市走势并非单向
。例如去年九月内塔尼亚胡发表充满火药味的“斯巴达式演讲”后 ，股市便出现下跌。当时民众确实感到恐慌，因为他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制裁、抵制和经济孤立对以色列造成的冲击 。这无异于在幻觉的气球上扎了一个小针孔
。

但支撑股市的还有其他原因
，其中之一是以色列调整了预备役人员的薪酬标准，如今他们每月可获29000新谢克尔——相当于以色列市场平均工资的两倍多 ，最低工资的四倍有余。甚至有职业军官退伍后重新以预备役身份入伍
，只为赚取这笔更高的报酬 。

这些预备役人员身处加沙地带，无处消费这笔巨额收入 ，便将其投入股市
，或通过银行置入各类信托基金——其本质仍是流入股市
。这使得资金持续涌入，股价自然居高不下。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资金源自何处？

财政部总干事已指出 ，这些预备役人员的津贴尚未计入国防预算——但终将纳入 。届时
，批准预算与实际支出的巨大缺口将暴露无遗。我预计以色列的信用评级将进一步下调，国际银行也将对与以色列的交易望而却步
。

此外 ，巨额支出在生产力未见提升的情况下推高了通胀。手头宽裕的民众为保护储蓄不被通胀侵蚀
，纷纷涌入上涨的股市，助长了泡沫 。

由此形成了典型的“滞胀 ”局面：通胀攀升与经济放缓并存
。以色列央行通过抛售大量美元（尤其在战争初期）来应对——这种操作营造出局势可控的假象 ，暗示以色列有能力持续作战。此计虽奏效，但主要蒙蔽的是国际投资者 。

这导致了极其荒诞的局面：一方面
，用希伯来语撰文的以色列本土经济学家们质疑：“评级机构只下调以色列信用评级一级，难道不奇怪吗？他们居然仍相信政府能偿还债务 ，这有多天真？”另一方面
，评级机构明明阅读着以色列财经媒体的报道，却拒绝作出反应
。

我认为这是国际财经媒体的一种共谋行为。他们担心若如实报道 ，就会被指控为“反以色列
” 。 他们看到美国 、英国和德国政府如何散布谎言
，将以色列的困境描绘成暂时性挫折
。若财经媒体与这些政府唱反调，就可能面临打压 ，因此宁可隐瞒信息。基于这种偏颇的报道
，信用评级机构也畏于做出基于事实的决策 。

您描述的经济状况如何体现在以色列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股市或汇率的反应与实际生活水平的受损程度存在巨大差异
。

以色列财经日报近期刊文测算，战争给每户家庭造成的损失（通过对比以色列经济平均增长率与过去两年的实际增长率）达111000新谢克尔 ，折合约34000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额。

当超过40%的以色列家庭每月支出超过收入时
，他们已陷入了生存危机模式 。为维持基本生活——购买食物
、支付房租等——这些家庭每月都在背负越来越沉重的债务。

以色列国家保险局尚未发布2024年官方贫困报告，但民间组织“拉泰特”的替代报告指出 ，许多未被官方认定为贫困线以下的以色列人仍深陷危机
。2025年，无法购买足够食物（即食物不安全）的人群比例激增近29%。报告将此状况直言不讳地描述为“紧急状态 ” 。

众所周知
，以色列大量家庭多年来一直处于“负数状态
”，即透支账户并依赖信贷消费
。以色列人难道不早已习惯这种状况？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过去五年间 ，以色列家庭依赖信贷消费和账户透支的比例约为40%
，但战争期间出现了两个显著差异：

其一，民众信贷消费的对象转向基础必需品 ，而非奢侈品；其二
，家庭债务呈现两极分化——部分家庭维持稳定贷款额度按月还息，另一部分家庭则面临债务逐月攀升、利息持续累积的困境 ，最终被迫变卖资产。战争期间
，后者的比例显著上升 。

与此同时，政府所有的资金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资源都倾注于战争
。民众自然深有体会：生活成本攀升 ，政府服务水平崩塌——无论是交通、医疗还是教育服务
，质量皆是一落千丈。除预备役人员外，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在缩水 ，而正如我们所言，预备役人员也并未进行超支消费 。

那么外国投资持续高位的现象呢？尤其科技领域那些大型“退出”案例？这难道不说明以色列经济模式——尽管扭曲——仍具可持续性？

若剔除威兹网络安全公司这类巨额“退出 ”案例
，投资净变化值将呈现负增长，且跌幅惊人
。投资正急剧萎缩 ，科技领域尤甚。

但即便细究这些“退出
”案例
，你会发现以色列政府预期从中征收的税款与交易规模相比微不足道 。

科技行业普遍存在员工期权制度，这意味着员工——尤其是程序员这类高薪群体——实际持有公司股份
。因此 ，当谷歌这类外国巨头收购股份时
，实质上是从员工手中购入。这些员工虽因此致富，却不会在以色列消费——因为他们正在离开 。这实际上是资金被大规模转移出境。

这些“退出”案例本质上是以色列科技产业的出逃
。这些公司已一只脚踏出国门 ，另一只脚尚留以色列的也急于抽身。

我曾听闻有人将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行为称为“军事凯恩斯主义 ”
，暗示这至少是一种可行的经济策略 。能否详细说明？

首先需明确：21世纪不存在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
”——全球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

该理论主要形成于1960年代，冷战时期以某种阴暗诡谲的方式显得合乎逻辑。简言之 ，美欧各国政府通过巨额军费开支而非福利教育等社会建设来人为创造就业岗位
，并以核毁灭的威胁说服民众接受这种政策 。

但武器的生产价值为零——实际上是负值，因为武器只会破坏而非创造——这种模式仅能维持短暂时间
。1970年代由此引发的危机促使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 ，主张必须削减军事开支。

如今，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却在做着这种迷梦：“问题何在？让我们回归1960年代的美好旧时光
，让整个国家穿上军装，让民众放弃工作转而服预备役 。”但历史的车轮无法倒转
。

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军事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 ，全球贸易规模仅为今日的零头。当时因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而陷入困境的消费品企业
，根本无法轻易迁往他国 。如今，部分以色列人确因个人 、健康或家庭因素滞留本土 ，即便生活水平持续下滑
，仍被迫融入军事化经济体系
。但资本不受此类束缚，它们可以随时迁往他国 ，而且它们正在这么做。

那么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和当今的俄罗斯呢？以色列能否效仿这些政权
，通过经济转型维持好战姿态？

首先，我们不应忘记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终还是崩溃了 。但多年来 ，尽管遭受广泛抵制
，它仍能维持运转，因为该国自然资源丰富且拥有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以色列的情况截然不同——它高度依赖对外贸易 ，且无法让民众长期处于军事戒备状态
。

以色列各行业均极度依赖能源、原材料
、技术、零部件及成品的进口，同时依靠出口创汇获取维持进口所需的外汇。

至于俄罗斯
，我认为其经济韧性的关键在于向他国出售武器 、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 。这正是俄以两国的核心差异：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反而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印度
、伊朗、土耳其等国正寻求深化与俄关系；而以色列在战争中外交处境未见改善 ，甚至正与盟友渐行渐远
。

以色列曾试图在西方体系外建立新联盟与贸易伙伴关系
，但基本以失败告终。欧洲仍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其次是美国 。

《亚伯拉罕协议》曾被视为以色列影响力与联盟体系的新疆界 ，但实际上不过是延续了协议签署前就存在的军火贸易伙伴关系
。然而
，在阿联酋因以色列空袭多哈事件而禁止以色列企业参加迪拜军展后，该协议的实质内容已岌岌可危。

您此前还担任BDS运动官方委员会的军售禁运协调员 。因此我很好奇 ，在历经两年战争后
，您如何看待针对以色列的军售禁运运动现状及未来走向？

2022年我刚开展这项工作时，对军售禁运运动抱有坚定信念 ，但当时认为这可能是BDS运动中最后取得成效的领域——毕竟个人难以抵制武器交易
。我原以为会先出现针对消费品企业的抵制运动
，继而展开撤资运动，最后在制裁力度增强时才出现军事禁运。

因此我当时着眼于长期规划 。但当以色列开始实施种族灭绝时 ，我发现自己竟坐在各国部长对面，告诉他们本国与以色列进行武器贸易是违法的
。他们坐立不安
，最终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各国政府因此陷入两难境地，许多国家确实采取了行动 。虽然力度不足且速度太慢——我们永远可以要求更多 ，也应当要求更多——但若观察各国军事禁运行动的增长速度
，尤其在南方国家乃至欧洲地区，其发展态势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

这与其他种族灭绝案例截然不同
。诚然 ，多数国家对卢旺达政权的关切有限
，因此遵守国际法实施了军售禁运。但以色列等国公然违反禁运却未受惩罚 。如今我们却看到，在那些未能实施军事禁运的国家 ，港口码头工人正宣称：“既然如此
，我们就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将武器装船
。 ”

作为以色列最大武器供应国——当然也是最渎职且最热衷于延长种族灭绝的国家——美国仍面临严峻的后勤困境。武器必须经欧洲中转才能抵达以色列，技术上别无他法 。正因如此 ，连美国对以色列的军火输送都受到实质性影响
。

您如何预测以色列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

若我懂得预测经济发展
，早该成为富豪了。但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年底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政府实际用于战争的开支与2025年预算承诺的对比情况 。我预计许多国际投资者和机构将彻底丧失信心
。

从长期来看，尽管以色列央行警告经济复苏将缓慢甚至停滞 ，公众却期待快速复苏。这种心理落差将重创以色列社会，若导致更多高素质人才外流
，以色列军队将在2至3年内丧失现代军队的运作能力 。

军纪崩坏已显现征兆：部分部队采用自创徽章，肆意妄为 ，遵循非正式的指挥链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士兵日益加入定居者民兵组织，参与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当数千士兵精神崩溃 、道德沦丧 ，另有数千人离境时
，政府却以提高预备役人员津贴作为应对 。其结果是形成了一支游走于各部队间的雇佣军性质的武装，而非在统一纪律框架内服役的正规军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色列社会的结构性瓦解正日益在其军队中得到映射
。

作者：阿莫斯·布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