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上的灰越积越厚，赵纫兰摸着虫蛀的痕迹，心里清楚必须让丈夫入土为安 ，可她连每月的四元停灵费都拿不出来。
1927年4月28日 ，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台 。当刽子手问他是否要给家人留话时 ，他平静回答：“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 ，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 ，何函为？”这位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就这样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刑架下 。
几小时后，他的遗体被装进一口薄棺 ，草草寄放在宣武门外长椿寺内。警方安排的棺材质量极差 ，同乡好友们见到后心痛不已 。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花140块大洋购置了新棺，才将遗体重新装殓 ，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南院 。
寺主起初不愿收留这位被政府处决的“要犯 ” ，经多方疏通才勉强同意暂存，每月租金四元。没想到 ，这一“暂存 ”就是整整六年 。
六年风雨 ，灵柩难安
李大钊牺牲后，家中景象令人心酸 。据当时报纸记载 ，李宅“空无家俱 ，即有亦甚破烂”。这位每月拿120块大洋高薪的北大教授，生前将大部分收入投入革命事业和资助贫困学生 ，身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积蓄 。
妻子赵纫兰是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 ，丈夫牺牲时她带着五个孩子在河北乐亭老家生活 。噩耗传来，她“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 ，病乃愈益加剧 ，以致卧床不起 ”。
更残酷的是，军阀政府并未放过这家人 ，派暗探跟踪盯梢 ，使得他们不得不躲到李大钊同学李青峰家中避难 。
浙寺的停灵费每月四元，赵纫兰都拿不出来 。她卖了家里的锅碗瓢盆 ，拆了陪嫁的木柜 ，连第一笔费用都凑不齐。1931年日军侵占山海关，乐亭闹灾 ，赵纫兰带着孩子逃回北平 ，生活更加艰难。
六年间，棺材在庙里风吹雨淋，油漆剥落 ，木头开始腐烂虫蛀 。赵纫兰每次去看望 ，都心痛如刀割，但始终无法凑足安葬费用 。
转机出现在1933年春天。赵纫兰听说北大校长蒋梦麟和一些教授想为李大钊办体面葬礼 ，便连夜从西城赶到海淀 ，敲开了蒋梦麟家的门 。
“蒋校长，守常的棺材在浙寺放了六年 ，木头都烂了…… ”她跪在地上哭 ，额头磕在青石板上 。蒋梦麟敬佩李大钊的英勇事迹，答应帮忙。
蒋梦麟
4月10日 ，由蒋梦麟领衔 ，北大13位教授联合发起募捐活动 。包括胡适、沈尹默 、周作人 、傅斯年、钱玄同等知名学者 。他们向社会发起捐款，北京大学师生及外地故友纷纷响应。
同时，中共北方党组织决定利用这次公葬 ，举行一次群众性悼念活动 ，揭露反动派迫害革命者的罪行 。为麻痹敌人，决定按民间风俗办丧事 ，具体工作由河北省革命互济会负责 。
募捐消息传出后 ，捐款名单上出现了许多让人意外的名字。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 ，陈公博捐300元 ，而汪精卫一人捐了1000元巨款 。
鲁迅的五十块大洋：战友的情义
鲁迅捐出的50元，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稿费收入 。他虽然与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同一战线的战友 ，但二人交情并非特别深厚。鲁迅在文章中表达过对李大钊的敬佩：“李大钊是我敬佩的人。”
这笔捐款体现了鲁迅对革命同志的真诚支持 。当时鲁迅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 ，却毫不犹豫地拿出钱来资助烈士家属 。有记载显示，鲁迅那段时间常吃窝头就咸菜，说是“省下钱给烈士家属 ”。
更令人感动的是 ，鲁迅还特意嘱咐：“别说是我捐的 ，就说学界同仁凑的 。 ”这种不事张扬的支持，反映了他对李大钊革命精神的真正尊重 。
与鲁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一些捐款者高调行事。尤其是汪精卫派秘书送来一千块大洋时 ，还带着记者在灵堂前拍照，那摞银元往桌上一放 ，叮当作响 ，秘书扯着嗓子喊：“汪主席念及李先生革命功绩，特捐巨款助葬！”
后续叛日的汪精卫
汪精卫的1000元捐款 ，是当时个人捐款中数额最大的 。这一举动让人意外 ，因为汪精卫与李大钊的政治立场完全不同 。更不用说汪精卫后来成为汉奸，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汪精卫捐款的原因可追溯到两人早年的交往 。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入狱 ，李大钊曾托人帮忙营救过他 。1927年李大钊被捕时 ，汪精卫也说过情，只是没能救下来。
1933年的汪精卫 ，或许还对这位故人怀有一丝愧疚和敬意 。这1000元捐款 ，可能是他想偿还旧日人情 。
爱新觉罗·载沣
赵纫兰对这笔钱处理得很有分寸。她听说“仇家 ”都解囊了，干瘦的脸上终于有了泪水。但考虑到政治影响 ，她偷偷留了两百块应急 ，剩下的让长子李葆华退回去，说“先生生前不拿军阀的钱 ，我们也不能要 ” 。
悲壮的公葬队伍
1933年4月23日 ，李大钊的公葬仪式举行 。清晨，妙光阁浙寺外已聚集了上千人。学生们举着挽联，上面写着：“为革命牺牲 ，死固无恨；在压迫下呻吟 ，生者何堪！”
700多人的送葬队伍从浙寺出发，向香山万安公墓前进 。队伍最前面是旗伞执事 ，接着是影亭 ，里面供奉着李大钊遗像，后面是棺罩 。
当十几名杠夫将深红色棺材从灵堂抬出时 ，送殡的人们唱起了《国际歌》。歌声突兀地响起 ，这不是巧合，是地下党早有安排的 。
队伍经过下斜街 、菜市口 ，进宣武门 ，沿途不断有群众加入 。卖菜的 、拉车的、卖报的，甚至警察都偷偷摘了帽子混进来。队伍像一条黑色的河，越走越长 。
行至西四牌楼时 ，军警开着卡车拦住了去路 。几个警察跳下来踢翻了路祭的供桌 ，供品撒了一地。一个警察揪住赵纫兰的袖子呵斥：“不准闹，赶紧走！ ”
赵纫兰死死攥着棺材绳 ，指甲都掐进肉里 ，哭腔里带着坚定：“妻子送丈夫下葬，为何不准？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李大钊精神不死！”口号声震天动地 。混乱中 ，20多名学生被警察押上卡车 。赵纫兰看见长子李葆华挤在最前面 ，挥着拳头喊：“爹，您放心 ，我们会接着干！ ”
黄昏时分 ，送葬队伍终于到达香山万安公墓。墓穴选在西南角的“土区仁字组 ”。下葬时，赵纫兰抓了把黄土，低声念叨：“守常 ，我很快来陪你 。”
一场特殊的安葬仪式悄然进行 。一辆骡车已在公墓恭候 ，车上堆着几件破棉被套和一些花圈挽联。下面藏着一块高183厘米的青石碑，碑头刻有红五角星和黑色镰刀斧头 ，这是党组织送来的纪念碑 。
由于环境险恶 ，这块墓碑只能与棺柩一起埋入墓穴 。直到1983年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移灵时，才重见天日。
墓碑的正面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 ”几个红色大字 ，背面记载了他的革命事迹：“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 ，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 ”
赵纫兰：最后的心愿
葬礼后第三十五天 ，赵纫兰的肺病突然加重 ，咳血不止 。临终前，她拉着李葆华的手说：“把我葬在你爹右边，我要看着他 。”
李葆华
这位从十岁就许配给李大钊的农村妇女 ，一生都在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她不会想到 ，自己用六年时间筹措安葬费的过程，会成为一面镜子 ，照出人间百态 。
1933年5月28日 ，赵纫兰去世，终年49岁 。她的遗愿得以实现 ，与丈夫合葬在万安公墓。1983年 ，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两人遗骨一同迁入 。
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为中共党员 ，表彰她“对革命事业的特殊贡献 ” 。在李大钊烈士陵园 ，两块汉白玉墓碑并肩而立，左边是李大钊的，右边是赵纫兰的。
赵纫兰的墓碑上没有照片 ，只有八个字：“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 ”。
如今 ，李大钊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无数人前来瞻仰 。那块曾经被迫埋在地下的墓碑 ，现在屹立在陵园中 ，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历史 。
李葆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继续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
晚年李葆华
李大钊的棺木在浙寺存放六年后最终安息 ，而他的精神穿越时光，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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